再思中西文化相遇的方法論：以《華裔學志》期刊之文獻為例

黃渼婷（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自十九世紀專業漢學興起之後，漢學界總圍繞著幾個議題，爭論不休，難有定論。最為駭人聽聞的說法莫過於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於〈中國研究對社會科學的貢獻〉(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s？) 一文提出了他對於「漢學已死，中國研究萬歲」的批評，他試圖釐清此說法的爭論點，並提出以人文科學之比較視野為進路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避免落入了過去以考證方式進行研究的狹隘觀點。

熟悉漢學的學者們大概都知道各地的漢學發展重點與基礎有所不同。究竟該如何定義漢學，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些議題到了二十一世紀，未解決，也未消失。它在過去的爭論基礎上，因著時代的進展多了一些不同的見解與詮釋。美國的發展並未脫離區域研究的範疇，且於某種程度上更願意以中國學來稱呼所有關於中國文化史的相關研究；歐洲則仍舊持守於其所看重的傳統，且逐漸注入文化研究的視角。其中，此文化研究的視角主要由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於1997年以後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所開展，如〈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史的新趨勢〉（New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文化相遇的方法論:以17世紀中歐文化相遇為例〉（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等。他在論文中試圖開展出以跨文化史的角度來推動漢學中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他認為詮釋的文本的視角應移轉到以中國或漢學為中心，而不應是僅著重在以歐洲的眼光來看待文化的相遇。

相較於所謂的傳統漢學，鐘鳴旦所提出的觀點或許可說是邁向現代漢學的起始。他採用了目前在文化研究中時常被使用的「跨文化交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方法，提供漢學研究者在分析與詮釋其所欲研究物件時的一種可能進路。他也提出了兩個詮釋的可能模式：「換位思考」、「自我的整合」。「換位思考」意思是嘗試站在別的文化、別的時代的立場，而非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他人身上；「自我的整合」則需先意識到「無論用甚麼方法，都是主體以特定的透視法來看客體。

鐘鳴旦以跨文化視角試圖為傳教士漢學在漢學領域中定調，間接地帶動了漢學界部份學者嘗試以跨文化溝通的角度作為詮釋中國歷史文化的方法。不過，他所建構的方法論是否能夠廣泛地被接受，仍是一個需要仔細思量的議題。對此，另一位漢學家顧彬對於漢學的論述可作為進一步思考此議題的素材。

顧彬在他的一篇論文〈文化作為會遇：一個在中華文化研究領域中與意識形態思潮對抗的爭論〉（Culture as Encounter. A Polemic against the Trend of Ide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論述現今漢學發展的困境。他認為漢學（傳統中國）或者中華文化研究（現代中國）與其他領域相較，已經至少落後了五十年。對他而言，此危機「源於九０年代「走出去」的政策，意思就是中國人自己翻譯中華文化並且介紹給「西方」，而不仰賴在他們眼中所謂誤解中國經典的外國學者，因為這些外國學者按著自己的偏見扭曲了中國『健全的』形象，並且把中國變成了『西方』的犧牲者。」顧彬認為部分中國學者對於外國學者的的偏見阻礙了自身與他者相遇時可能產生出的「文化」與「文明」，且因過度想著建構「純粹的中國」而喪失了真正走向他者的契機。因為，有偏見，就可能從偏見（Vorurteil）轉為判斷（Urteil），形成詮釋圈。「我們真的只屬於我們，而不屬於他者嗎？」這是此文中不斷提及的問題。

該如何既能容納多元的視角方法，又能呈顯出己身的特殊見解，張西平在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論：文獻、視野、方法〉中，提供了一些見解，或許可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在意識形態與爭論的過程中，尋得一些調和的可能性。

他提出兩個相當重要的方法論：其一，以全球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二，對後殖民主義理論保持警覺。在他的觀點中，全球史的方法可讓我們把中西文化交流史視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它能加深「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彼此之間良好的互動，突顯此二者內在的聯繫。而對後殖民主義理論保持警覺，則在某種幅度上避免意識形態主導學術研究的弊端。

以《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為例，其在1935年由聖言會鮑潤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836）以及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創刊之際，即十分看重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與學者的密切合作。陳垣校長在當時曾以對天主教大學學術研究工作的目標，期許此刊物能應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論整理、組織中國的歷史資料；編纂與翻譯相關參考書籍，協助中外學者的研究工作；藉由書刊的出版和對外流通，發佈漢學研究領域的最新發現以及研究成果，促進國際學術合作。另外，此期刊的編輯群也十分看重跨文化的關係，例如，陳垣校長曾清楚的提出華裔學志看重其與華夏裔遠之邦的關係。華裔學志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即是重視其傳教導向的功能。因此，鮑潤生神父講述此刊物有一重要任務，即是透過其學術成果與對中華文化的興趣，讓更多的知識份子認識天主教會。

曾有部分學者以現代中國學發展的角度檢視華裔學志出刊的方向，認為其較為傾向傳統漢學研究，例如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語言、文字、文學、文化以及其與鄰國的政治及文化關係等，而忽略了現代中國的各種議題。這樣的看法可說正確也可說不正確。正確之處在於《華裔學志》期刊所涉獵的主題的確多與古代中國之經典、歷史、文化等文本或者發展相關；不正確之處在於研究現代的中國本來就不是華裔學志當初創刊的宗旨。

《華裔學志》期刊截至目前已出版至六十四冊之一，但僅在 1935年第一刊出刊時出現了編輯語（Editorial Note）。此說明了此期刊始終希望維持當初創刊的宗旨與方向，因此不需要在每一期重複地說明。從期刊所刊載的文章方向可略知一二。如同兩位創刊人的期待，《華裔學志》在內容的安排上兼具了編纂、翻譯、跨領域的研究、漢學資訊的流通、跨文化的觀點詮釋、傳教士漢學相關論文。例如，第一期收錄了關於印刷術、鑄銅技術相關文章、屈原的詩選翻譯（鮑潤生譯）、各樣的專文、訃聞、書評等。第二期亦有論文談論天文學、景教等議題。基本上各期的內容大致上都包含了上述所提的各項，訃聞則不定期刊登。至於傳教士漢學（天主教會所推動的漢學）較有系統的收錄則多在1983年以後。時以單篇論文刊登，時而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多篇刊載。若檢視1983（Vol. XXXVIII）年至2016（Vol. LXIV, No. 1）年傳教士漢學相關論文的刊載情況，幾乎每隔一期就會有相關的論文獲得刊登，刊登頻率可說是相當地高。

若檢視《華裔學志》期刊的刊載內容，其內容主題不僅與中西文化會遇有所相關，並且也顯示出詮釋與處理中西會遇議題的多元方法，此與華裔學志一直以來想呈顯的廣泛視野有關．同時也與華裔學志的遷徙過程脫離不開關係。它在北京創刊，於1949年開始了它的遷徙過程－日本（1949-1962）、美國（1962-1971）、德國（1972~），此期刊歷經了八十年的歷史，並且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洗禮之下，必然會展現出多元的內容特色。透過撰寫者與編輯者本身不同的背景，顯現出來的詮釋視角也會有所不同。此外，此期刊於最初創刊時，即已包含了多元的研究主題，如天文學、科學、考古學、文化研究、文學、藝術、音樂、語言學等。所刊載論文的語言也相當多元，如德語、中文、法語、英語、義大利語等。此特色一方面與輔仁大學當時為外國修會所創立有關，二來也和二位創刊人希望此期刊能夠充分地促進中西交流的期盼相關連。

《華裔學志》雖然未曾清楚地透過編輯語說明其傾向以何種方法論來處理中西文化會遇的主題，不過由其所收錄的多元以及跨領域的論文來看，此期刊基本上傾向以一種具有「充滿活力以及彈性」（dynamic）的方法接受各種不同視角的文本詮釋。

當前漢學研究的問題並不在於漢學是否已死，或者我們是否應為漢學換個名稱，好能符合目前社會的進程。於此領域中，目前最大必須面對的問題反倒是各家所樹立的門戶之見，它阻礙了漢學研究邁向多元現代的腳步。不管是漢學也好，中國學也罷，唯有以更廣闊的視野才能拓展我們對於中國悠遠歷史文化的洞察與見解。本文藉著眾家對於中西文化會遇方法論的思考，重新省視方法論對漢學研究的重要性，同時也對《華裔學志》此期刊透過出刊方向，建構中西會遇的方法論作一初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