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超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為何春秋戰國時代會出現諸子百家的局面？為何孔子那樣嚮往的周公之制卻走向了「禮崩樂壞」？為什麼中國傳統學問被稱為「天人之學」？為什麼「天人合一」被視為拯救人類環保危機的良藥？西方人大致認為人來自上帝的創造，那麼在中國傳統文獻裏面，它們如何解讀天地人的起源？是否在起源階段便形成了中國人的文明特質？或者說「天人關係」的特定表達？因此，我們可以考慮這樣的研究思路，不是從先秦諸子出發，而是從人的起源、天人之際角度來解讀先秦思想的演進及其特徵。在人的起源角度，我發現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獻所表達的「化生」模式，人的產生源自氣、陰陽，是自然演化生成的而不是被創造。那麼此種起源模式奠定了人與天的關係不是人與天主那種類型。但是，在商周文獻裏我們卻看到具有位格性「帝」的頻繁出現，不過在周代殷之後，逐漸形成「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觀念，那種「帝」「天」的信仰逐漸被注重「德性」、「民意」的思路所取代。問題在於，天命信仰墜落的同時，周代也逐漸走向了「禮崩樂壞」。這大概是先秦諸子所面臨的共同危機：信仰上天命信仰的墜落，人事上的禮崩樂壞。
儒家的思路是「克己復禮」從內在的「仁心」出發來補救，並重新提出了「天命信仰」問題，自孔子到孟子形成了「盡心知性知天」的思路。道家則從批判人事禮樂制度入手，重建天道信仰。而墨子則是對原有三代信仰的回歸，重新提出「天志明鬼」。所以在三代信仰由「帝」「天」「德」的演進上，我看到「禮崩樂壞」的真正困境在於「精神信仰危機」的產生。並且在天人關係上將這些問題貫通起來，三代信仰由「帝」「天」向「人」「民」「德」的下貫，先秦諸子則走向由人而天的回溯與重建，就此層面而言，儒家與道家都是天人之學，而且是「天人合一之學」。此種問題語境也決定了「天人關係」不是在處理生態環保問題，而是在處理「人事」與「天命」的問題，換句話說是在處理「理性」與「信仰」的問題。人類的深層危機不是「理性困境」而是「信仰失落」。
周秦之際的危機便是這樣，我們現代以來也同樣面臨信仰失墜、人心迷失的問題，但是我看到許多補救只是理性層面的個案、技術性處理，那註定是無補於事的。你可以看到先秦時道家和儒家對問題的解決都不是針對技術性問題，而是從「天道」或「天命」信仰角度來解決。儒道所形成的文化傳統在近代遭遇西方文化，遇到新的危機，同樣不是枝枝節節的個案問題，而是根本處的安身立命信仰問題，那麼，我們當如何應對？現代人生的荒謬、無意義感同樣不是技術細節問題。我考察天地人的最初起源，但是落腳點卻在當今人事上的信仰重建。而理性思維方式及理性生活方式是我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理性的側重彰顯信仰的必要，因此理性生活方式必然走向社會規範的確立和信仰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