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樂史一世紀的回顧
（說明）
2014年5月下旬，羅馬宗座聖樂院 Prof. Tangari、Dr. Addamiano 與 Maestro Manganelli 一行三人蒞臨輔仁大學參訪，並於5月26日至濟時樓圖書館參加「西方基督宗教音樂與文化書展」開幕儀式，同時致贈本校圖書館一套該院的完整聖樂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均可於輔仁大學圖書館中借閱）。聖樂院圖書館館長Dr. Addamiano會後更撰寫了一篇專文，介紹聖樂院的圖書館以及相關出版品，相當值得參考。以下是該文之節錄：
宗座聖樂院圖書館是為了提供聖樂院內教學與研究之活動而成立的，連同它所保存的歷史檔案，最能呈現出聖樂院的百年歷史。
我們的圖書館是因「聖樂高等學校」的成立而誕生的，這是宗座聖樂院在1911年所採用的第一個校名，圖書館很清楚地是為提供教師與學生個人研究的資料諮詢，以及滿足不斷吸收新知的需求。三年前，在聖樂院成立百年誌慶的機緣下，透過保存於圖書館裡的檔案，我做了一個回顧圖書館歷史的研究，試著將焦點集中在聖樂院與圖書館之間所發生的事件上，因為這兩個機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Doc. 1)。
我所做的這份回顧研究，將把重點放在圖書館的三項主要面向，它身為聖樂院的一部份，因此強調的是下列三個方向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聖樂的教學、歷史音樂學的研究、以及為了傳承給後人而作的資料保存。
目前，我們的圖書館並非僅開放於校內的教師及學生使用，同時也對校外一些專門從事音樂藝術、音樂學、教會禮儀和歷史研究的學者開放。圖書館其中一部分的圖書資產，是由宗座聖樂院內不同課程組別相關的文獻所組成：額我略歌曲、合唱音樂與指揮、作曲、音樂學與鋼琴，這些課程都和禮儀的實踐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也就是和教會的音樂史有關。
在宗座聖樂院裡，個人的研究與聖樂文獻的新創作有著極為緊密而顯著的關係：我們的學生在各自的教授指導之下，進入了專業創作或研究的領域，經常在準備博士或是師範學院的論文時，根據已發表的研究文獻，仔細地研究並發展他們自己的想法。在我們的圖書館裡有超過400篇可以查閱的論文，它們累積了一份相當重要的資產，不久前，Tangari教授剛完成這四百多篇論文的目錄編纂，並收存於聖樂院創立百年誌慶出版品的光碟裡。這項目錄編纂的工作，特別將焦點放在保存於世界各地的聖樂之特殊面向、當地的曲目或是作曲家、特殊的樂種或是音樂曲式、音樂的使用、創作的地點以及音樂原始材料的出處上，鑒於一些論文的重要性與研究品質，我們聖樂院也在一些情況下，予以出版 (Doc. 2-3)。大部分的博士論文皆彙集成專刊或是定期出版的刊物，由校外的出版社發行，特別是音樂歷史研究的領域。
我們知道，圖書館的功能除了純粹地保存書籍、文獻之外，同時也保存了許多遺跡，它們見證了歲月的足跡以及人類在歷史洪流中所留下的珍貴資產：宗座聖樂院的教師、學生、組織，以及維護史料的專員，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依據這些資料及文獻的性質，他們也確立了宗座聖樂院圖書館的特質。端詳目前在我們圖書館裡所保存的資料（手稿、印刷書籍、縮影捲片、音樂原始資料的圖像複製品、以及影音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館藏資料的增長與累積，它們無聲卻充滿活生生地見證歷史中的疑問與選擇，這些資料忠實地反映出書籍作者的人格特質，連同讓他們感興趣的主題、他們對於聖樂院的觀點，還有他們服務教會的使命，以及聖樂院負責人的選擇。這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關係，從來不會停滯不前，因為聖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特性，一直都從屬於時間與現實性的需求。
事實上，我們必須知道，聖樂是存在於一個禮儀的、功能的、神學的、風格的混合需求之下，它總是和兩千多年的宏偉傳統作比較。同樣地，音樂的創作也受制於普遍的適用性（無論在哪個時空中都能維持其不變性）與當代創作風格（當代音樂風格的曲式、演出方式經常會跳脫於傳統，這樣的方式會讓聖樂深奧的含意，顯得不自然，特別是在團體裡的祈禱）之間的張力。
參觀宗座聖樂院圖書館藏書的書庫──目前光是我們教學這一部份的資料，就已有總長超過一公里半的藏書──代表進行一趟聖樂史與音樂出版事業之旅，如此一來，只需要看一眼圖書館裡的藏書，就能將此動作轉換成一場活躍於聖樂領域的作曲家與音樂學者的會晤：那些題獻給額我略歌曲的作品、中世紀的、歷史中著名的音樂家，如帕勒斯替那、Orlando di Lasso、Tommaso da Victoria、韓德爾、巴赫、維瓦第、莫札特、海頓、貝多芬，直到二十世紀著名的作曲家，其作品可以立即地讓我們想起上個世紀為它們寫評述版本的音樂學者：從我們的館藏中，經常會看見Coussmaker、Chrisander、Spitta、Casimiri、Fanna、Malipiero、Blume、Jeppesen、Apel、Pedrell、Sandberger、Anglès等人的名字，也很容易可以再次瀏覽從十九世紀到今日的音樂學歷史。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如果檢視一下教會初期以及中世紀的聖樂，在當時作曲家的自主意志還稱不上藝術創作特色的時期，我們可以從額我略歌曲的樂譜和許多為羅馬教會儀式而編輯的禮儀書籍中發現，這些和禮儀相關的書籍及樂譜的版本，有著悠久且相當複雜的歷史，遠從反宗教改革時期一直到現今，許多學者在面對這些不同版本的正統性時，其中包含了彌撒與日課的旋律與文字部份，始終無法達成共識。
因此我們也必須要考慮到音樂本身所蘊含的兩個面向：其中一個面向是純粹的音樂文本，也就是由歌曲和作品，為了演出的目的而建立的音樂曲目；另一方面則是音樂文本在歷史與系統音樂學視野內的評論觀點。
宗座聖樂院的出版工作就在於教學活動、音樂的創作與演出、歷史評論的研究這三者間從不間斷的互動性之中，而此出版工作歷史足跡之紀錄，也在2015年5月捐贈給輔仁大學。從三零年代以來，宗座聖樂院就以出版社的身分，推廣聖樂院教授的許多作品，其中也包括了許多優異學生的著作，他們研究成果的水準，也相當值得出版。
在這些已經出版的作品當中，有一些重要的文本，值得一提，至今許多研究額我略歌曲與聖樂的專家，也都會參閱這些文獻；宗座聖樂院的出版工作，是始於Justine Ward女士慷慨的支持，她是聖樂院在諸多方面的捐助者，保存在我們學院廳裡的大管風琴（這部管風琴一共有五排鍵盤），由Mascioni公司所製作，也是她捐贈的。藉由她的支持，開始了Monumenta Polifoniae Italicae的出版，這是一套在Paolo Maria Ferretti OSB修道院院長任職聖樂院校長期間所出版的樂譜(Doc. 4-6)；在1930、1936年，分別出版了此套書的第一、二冊樂譜，其中包含了由Raffaele Casimiri蒙席改編的十二聲部彌撒曲Ｍissa Cantantibus organis，Caecilia，Costanzo Festa所寫的Sacrae Cantiones，這部歌曲包含了三至六聲部的複音音樂，也是由任教於宗座聖樂院的Edoardo Dagnino 所編審。這兩部經典的作品皆為羅馬樂派的作品，創作的時期約為帕勒斯替那活躍時期的前後，學著們再次發現了這些尚未公諸於世、保存於各類型圖書館內的聖樂與音樂資料，並掀起一股熱潮，這些作品便順勢出版發行。同樣地，宗座聖樂院的第二任校長──Ferretti神父，在他任職的期間(1922～1938)，出版了一本關於額我略歌曲極為重要的著作，一直到今日，還有許多學者都得拜讀這本書裡關於音樂曲式所做的精闢分析，並且也被教會視為聖樂叢書中的經典之作(Doc. 7)。
而關於額我略歌曲這部份，則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校長──Ferdinand Haberl的七篇評論，他在1970至1982年間任職宗座聖樂院的領導者。他所寫的這些文章是有關於彌撒的歌曲、經文附加段（tropus）之複雜的現象，並分別以義大利文、法文和德文出版(Doc. 8)。
但是和聖樂研究成果的出版活動最有關聯的人物，則是1947～1969年間任職校長的Higini Anglès蒙席，他對於音樂學的研究、圖書館的經營之貢獻，值得我們在此深入探討。
他的書信集之內容相當的豐富，且極為重要，當中的資料見證了音樂資料研究所帶來的價值，更展現了他對於圖書館發展一直保有的熱誠。那些年間的書籍收購和多樣的研究活動，皆證明了聖樂院對於發展國際間的交流與促進圖書館成長而推動的合作關係之重視。
Higini Anglès校長在1949年促成「宗座聖樂院之友會」(Associazione degli amici del Pontificio Istituto di Musica Sacra)的誕生；這個協會發行了定期的《Bollettino》期刊，隨後也刊載了和聖樂有關的評論與文章。在1950年聖年的前夕，於一場由Anglès所發起、宗座聖樂院舉辦的國際聖樂會議上，呈現出聖樂院感興趣的主題之相關資料的成長，更強化了其教學與研究的使命。關於友好協會雜誌刊登的圖書、影像與縮影捲片的資產之訊息，也見證了此極為重要的圖書資料的增長歷程。
在1950年初，《Bollettino》期刊簡述了聖樂院圖書館前一年的館藏資料，當時我們的圖書館已經有450本書，期刊也已達到70部，除了歐洲的刊物，也包含美國的期刊。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部份，是關於影像的存檔，透過額我略歌曲教授Thomas神父的著作發展而成，他的這部著作中包含了超過150本散布於世界各地的手抄本之複製品，並且是以縮影捲片以及紙本的方式呈現。
在1951年的《Bollettino》期刊，發佈了一則訊息──圖書館即將將唱片開放予教學目的使用，那時館藏中的複音音樂與額我略歌曲的音樂錄音已經為數不少。
如同剛剛所提及的，我們無法不介紹聖樂院於1950年聖年之際所舉辦的國際聖樂會議所呈現的內容。藉由這場國際級的會議，我們的聖樂院在其所有的面向，成為聖樂討論的中心：在會議中發表的一百份報告，證明了上個世紀中葉音樂學研究的狀況。在這場歷史性會議的尾聲，他們希望能夠透過學者的幫助，於宗座聖樂院創立一個和音樂學領域有關的「聖樂文獻、縮影捲片以及單音、複音、器樂聖樂複本的國際級中心」。
在同樣的動機之下，大會也希望能夠「開始進行一項大型的『含十八世紀前的古樂目錄編纂』運動，[…]也希望宗座聖樂院能夠有效的幫助這項工作之完成」。這些皆為Laurence Feininger神父，同時也是音樂學者，於那些年全心致力於義大利的圖書館工作時所提出的需求；他在發表於1950年聖樂大會的文章上也提出這樣的建議：
希望能夠開啟一個和宗座聖樂院全面的合作，它為整個教會負責聖樂的部分，首要的工作為清點資產與保存數百年以來的圖書資產，因此宗座聖樂院是有能力進行並指導這項目錄編纂的工作。
可惜的是，這樣的願望只停留在草案階段，宗座聖樂院的圖書館是在上世紀的後期才開始藉由別種方式進行聖樂目錄編纂的運動，並擔任蒐集分布於世界各地資料的匯集中心，透過這兩項工程，聖樂院圖書館開始茁壯。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的幾年，他們看見了聖樂創作的增長，但有時卻不適用於禮儀的實踐，不論是以文字，或是音樂創作的觀點來看，皆呈現出粗劣的水準，甚至將禮儀中的音樂以即興方式表達，要不然便是由業餘人士來負責音樂部分，因此呈現出的音樂曲式與風格不太正統。關於這一點，聖樂院也出版了一本關於那個時期的書籍，書中也提及了那些年所爭論的問題點，這些問題皆帶有實驗性質的特點(Doc. 15)。在前言裡便強調了此書的目的，並希望可以提供
對於禮儀音樂改革的影響之概念與激勵。一份相關問題的檢視，對於當中不完整以及零散的部分，希望能以詳細的、有系統的處理方式來補救。
這本書的作者馬上就發現
從1963年12月4日頒布的主教會議法規起，到全面的執行的階段，需要一個漸進式的發展：新的註釋性的資料由此產生，需要一個謹慎的、合宜的實驗之中程階段。另一方面，有關於技術性問題的規則陳述，則加深了某種暫時性與不確定性的氛圍，不僅是意見的不合，也包括了詮釋的分歧。
作者的這番話是如此的清楚和精準，相隔了幾年的時間，完整地描繪出當時相當棘手、且充滿問題的狀況，其結果則是無止盡的不協調之後果，基本上也欠缺條例規章的檢視。也正為了要重新收集有關聖樂的正式文件，並將其集結成一冊，宗座聖樂院出版了一本名為《Iucunde laudemus》的文章選集。在這本選集裡包含了過去聖座所頒布的關於聖樂以及禮儀中合宜的職務之規章。
我們將焦點轉移至最近幾年，聖樂院於1994年出版了由Tangari教授編審，關於宗座聖樂院圖書館的一本書──《Regolamento》(Doc. 17)；在這本書中，紀錄了圖書館附屬在聖樂院內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承擔的任務，也分析了其發展的過程與方式；除此之外，出版這部作品的用意也在於對於圖書館的內部運作做出整裡，也希望能夠推動宗座聖樂院圖書館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查閱與研究中心，更加確認它在過去已經啟動的功能。
當時終於可說是一個成熟的時機點，透過一些開明的思想來實踐盼望已久的合作計畫，除此之外，也是一個正確的時機實踐館藏資料對外的開放。
最近幾年，在聖樂院內也喚起了對音樂學相關活動的重視，對於博士班論文的發表方式也提出了一些規則，這些論文，至少其摘要一定要刊載出來，如此一來，有助於讓聖樂院推廣這些優秀的學生，讓校外的人認識其潛力與研究成果，為此，我們新創立了一個期刊──《Studi e ricerche》(研究與探索)，目前已出版了三部。
這份期刊的第一部，是由Luisi、Tangari教授，以及所有文章作者一同編輯，這一期刊物的所有文章，是要向Anglès蒙席致意的，同時它也凝聚了聖樂院校內和校外的教師們，以及一些學生，一同完成的(Doc. 18)；關於第二部期刊，我們在之前已有提及(Doc. 1)。而第三部是由Addamiano、Francesco Luisi編輯，收集了宗座聖樂院於2011年所舉辦的聖樂國際研討會所發表的所有論文，在這場國際盛會上，有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學者 (Doc. 19)。這三部聖樂大事錄，收藏了超過一百篇和聖樂主題相關的評論性文章，涵蓋的主題從額我略歌曲到當代創作皆有。這是關於一個大篇幅的研究論文，共同的研究範圍是聖樂曲目在創作、傳播、推廣等多樣面向中的神學、禮儀以及演出的特點。除此之外，也收藏了一些致力於研究與推廣聖樂的重要人物之研究報告，特別是那些和宗座聖樂院有密切關係的人，例如曾任聖樂院院長的Higini Anglès蒙席、額我略歌曲專家Dom Eugène Cardine OSB、作曲家Joseph Haas。在這三部大事錄中也收藏了於國際聖樂大會期間舉行的三場專家會議中所發表的研究報告，這些研究報告的主題，則是把焦點集中在現今跨文化、音樂教學、教育學、當今天主教禮儀、以及在文化全球化影響之下的新藝術語言的觀點，教會音樂、與教會內的音樂，又是如何因應。藉由這個學術性的出版品，宗座聖樂院試圖回溯那些在教會的臂膀內整個音樂藝術的發展歷程。
隨著出版事業成長與茁壯，再加上藏書庫與閱覽室的整修，圖書館的館藏也進行了一番有系統的整理。聖樂院對圖書館做出了一個全新的整頓，整個館藏的總量增加，並且擁有相當豐富的期刊訂量，提供查閱的圖書數量也相當大；圖書館提供十一台工作站，提供無線上網，另有兩台電腦，其中一台專門保留給目錄查詢，另一台則保留給線上的研究。
從我開始在聖樂院圖書館工作的那一年，也就是1995年，必須要提一下對於新購買的圖書資料已完成電子化的目錄分類之過程，隨著資料庫的建立，閱覽室也提供了一台電腦專門用於電子目錄的查詢。
另一個近年來開始運作的設備，則是成立了一個影像研究室，其目的除了要減低保存在圖書館裡的珍貴文件之耗損率，也是為了方便遠距的使用。這個影像研究室是一個附有數位相機與照明設備的研究室，它提供了一個新的保存及分享文件的方式，透過掃描器，可以將文件轉成PDF檔，方便校外人士在查詢資料時使用，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這些有需求的研究人員。
宗座聖樂院館藏資料的對外開放和其最近邁向現代化服務之關鍵，在於它加入了義大利國家圖書館服務 (SBN)，這是聖樂院校長Vincenzo De Gregorio極力希望達成的目標。SBN所展示出的成果是一個擁有85個地區、超過5200個義大利圖書館參與的網絡。這個網絡是由義大利文化資產部推廣及管理、各地區與大學共同參與，並且由義大利圖書館聯合編目中心(ICCU)協調下發展。
發展SBN網絡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克服圖書館員結構的分散性，這是義大利文化政治史上的一個特點」，將「國家的圖書館、地方的機構、大學、一般學校、公立和私立的學院，在不同的學科領域進行統一管理，共享資源」。
各地方的服務據點都連結著由ICCU管理的SBN索引系統，它涵蓋了這些圖書館的館藏訊息。
隨著SBN的流程，各地的圖書館都是獨立作業，但同時也參與著國家書目的合作系統。讓此一體化的索引得以運作，要歸因於其分享的目錄分類：在SBN的系統中，文獻只會在第一個收藏的圖書館裡編目一次（指的是那些參與聯合網絡的圖書館），其他的圖書館只需輸入索引中所包含的文獻描述，再將當地的訊息添置索引中即可。
我們無法在此追溯國家圖書館服務的各個發展階段，但值得一提的是自1997年起，SBN索引中所包含的資訊資產，透過OPAC(圖書館聯機目錄)系統，已可提供用戶使用。索引中的多媒體資料，目前包含古代、現代的、音樂的、書畫刻印以及製圖學的資料，都可以線上查詢(網址：http://opac.sbn.it)。OPAC SBN今日約有超過一千三百萬筆文獻資訊提供查詢。
去年宗座聖樂院圖書館透過由義大利主教團所成立的教會圖書館中心(PBE- Polo delle Biblioteche ecclesiastiche)之支持，加入了這個網絡，致力整理以及更新資訊的編卡和搜尋軟體，除此之外也負責相關人員的專業培育。
隨著這樣的轉變，宗座聖樂院圖書館透過網路增進了文獻的查詢與知識，並且
參與了義大利手稿與印刷的圖書資產之合作網絡。義大利是擁有多數世界文化遺產的國家，位於義大利境內的天主教中心，在創造與保存這重要的人文資產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在這對外開放的精神之下，我希望輔仁大學和梵蒂岡宗座聖樂院，透過之前的學術交流，以及在音樂學和圖書館協作的領域下，為推廣聖樂的知識，在彼此傾聽及豐富經驗的精神之下，能夠讓大家擁有愉快的合作和令人滿意的成果。
圖書館是個人文化、人文成長以及教育聖地之一，必定相當樂意為這樣的理想做出貢獻。
（李雅玲 譯）
Doc. 1
Cantemus Domino. Formazione e prassi musicale al PIMS: 1911-2011, a cura di Francesco Luisi e Antonio Addamiano, con un cd-rom a cura di Nicola Tangari e un dvd a cura di Federico Del Sordo, Roma, 2001 (Studi e ricerche, 2).
Doc. 2-3
Stefan Bier, Die Ward-Bewegung in den Niederlanden vom II. Weltkrieg bis zum Ende des Ward-Instituts. Musikerziehung im Dienste der Kirchenmusik, Roma, 1991 (Musicae Sacrae Collectanea, vol. II).
Tymon Tytus Chmielecki, Dwutomowy Gradual Cysterski Ms. 118 i Ms. 119 z Biblioteki Seminarium Duchownego w Pelplinie w Swietle Europejskiej i Polskiej Tradycji Liturgiczno-Muzycznej. Studium zrodloznawcze, Roma, 1994 (Musicae Sacrae Collectanea, vol. V).
Doc. 4-6
Missa Cantantibus organis, Caecilia. 12 vocibus, a cura di R. Casimiri, Roma, 1930 (Monumenta Polyphoniae Italicae, vol. I).
Costanzo Festa, Sacrae cantiones 3, 4, 5, 6 vocibus, a cura di E. Dagnino, Roma, 1936 (Monumenta Polyphoniae Italicae, vol. II).
Costanzo Festa, Hymni per totum annum 3, 4, 5, 6 vocibus, a cura di G. Haydon, Roma, 1958 (Monumenta Polyphoniae Italicae, vol. III).
Doc. 7
Paolo Maria Ferretti osb, Estetica gregoriana ossia Trattato delle forme musicali del canto gregoriano, Roma, 1934.
Doc. 8-14
Ferdinand Haberl, Il Kyriale Romanum. Aspetti liturgici e musicali, Roma, 1977.
Ferdinand Haberl, Il canto gregoriano antifonico dell’Introito e del Communio, Roma, 1978.
Ferdinand Haberl, Das responsoriale Gesang des gregorianischen Graduale , Roma, 1979.
Ferdinand Haberl, 86 Tropi antiphonarum ad Introitum usui liturgico accomodati, Roma, 1980.
Ferdinand Haberl, Le Kyriale Romanum. Aspects liturgiques et musicaux, Roma, 1981.
Ferdinand Haberl, Il canto responsoriale del graduale gregoriano, Roma, 1982.
Ferdinand Haberl, Das gregorianische Alleluia der Heiligen Messe, Regensburg, 1983.
Doc. 15
Nicola Vitone, Idee e fatti di musica postconciliare, Roma, 1972.
Doc. 16
Iucunde laudemus. Antologia de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sulla Musica Sacra: 1903-2005, Roma, 2005.
Seconda edizione, riveduta ed ampliata con due interventi di Sua Santità Benedetto XVI: Iucunde laudemus. Antologia de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sulla Musica Sacra: 1903-2011, Roma, 2011.
Doc. 17
Il nuovo “Regolamento della Biblioteca“ del Pontificio Istituto di Musica Sacra di Roma, a cura di Nicola Tangari, Roma, 1994.
Doc. 18
Sub tuum praesidium confugimus. Scritti in memoria di Higini Anglès, a cura di Francesco Luisi, Antonio Addamiano e Nicola Tangari, Roma, 2002 (Studi e ricerche, 1).
Doc. 19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Musica Sacra. In occasione del centenario di fondazione del PIMS. Roma, 26 maggio – 1 giugno 2011, a cura di Antonio Addamiano e Francesco Luisi, Città del Vaticano, 2013 (Studi e ricerch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