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早期教父思想中的音樂與神聖性

張毅民
輔仁大學助理教授 /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說：「新的永恆盟約的大司祭、耶穌基督，取了人性之後，把天鄉萬古不輟的弦歌，傳到了我們今世流放之地。基督與整個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使全人類和祂共唱天上讚美之歌。」（SC, 83）《禮儀憲章》的這段文字，可說是用音樂語彙來表達神聖性的最佳例證──教會成為向天父詠唱聖歌的宇宙，宇宙也成為向天父詠唱聖歌的教會（the Church is a cosmos that sings; the cosmos is a singing Church）。[1] 可是，這段文字，其實不來自於為《禮儀憲章》起草的神學家們自己的獨創見解，它不僅可見於前教宗碧岳十一世於1947年的牧函「天人中保（Mediator Dei）」中，更可以追溯到四～五世紀教父聖奧思定（Augustine of Hioppo, 354-430）的作品Enarrationes in Psalmos（聖詠釋義）。亦即：教父思想中對於音樂、以及使用音樂語彙與比喻來論述神聖性、或是表達其獨特的神學思想，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典範，它更以一種深邃而神祕的方式，在兩千年的教會傳統與歷史洪流中延續著。

在新約中，不僅福音書記載了耶穌自己與門徒們常詠唱聖詠，書信作品中也有許多極富音樂性的文字──基督頌歌（Christological hymns），不僅用來禮讚耶穌基督，其刻意以文字形式撰寫於書信作品中，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用來表述書信作者的神學思想，例如基督論（Christology）、禮儀神學（liturgical/sacramental theology）、宇宙論與世界觀（cosmology and worldview）、救贖論（soteriology）等等，並且讓這樣的音樂作品（儘管只是歌詞）以文字方式保留下來，並流傳在各地基督徒團體中，成為各地教會詠唱讚美主耶穌的內容與宗徒教導。[2] 這個傳統也在新約時代晚期的宗徒教父作品中延續著，並且不斷被二世紀中以降的眾多教父繼承。因此，它既是一個古老的宗徒傳統（an ancient apostolic tradition），也是一個至今依舊生氣盎然的活傳統（a living tradition），它不僅在迄今超過兩千年的教會禮儀、靈修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更是許多基督徒與神學家們對「言語有限、只能心領神會」之神聖性或神學思想的重要領悟與表達方式。

使用音樂語彙來表達與信仰有關的神聖性，是古典希臘哲學時期就已經有的方式，[3] 也見於希臘「第二詭辯士時期（the Second Sophistic）」論述技巧與修辭特色，[4] 海外猶太神學家亞力山卓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 15 BCE-50 AD）也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音樂語彙來表達其猶太神學思想。[5] 公元一世紀末開始到二世紀中的宗徒教父作品中也有許多文字，藉由音樂語彙與比喻來表達其個人獨特神學思想、或描繪教父自己心中的神聖圖像，也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宗徒教父們（以及之後的早期希臘教父）的音樂語彙表達信仰神聖性的手法，主要受到希臘哲學以及斐洛的影響。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本人認為應是一個「連續（continuity）」與「不連續（dis-continuity）」的關係，亦即：宗徒教父們儘管受到當時希臘哲學、文學以及海外猶太神學家思想的影響（此為與大傳統的連續性），但其「唯耶穌基督中心論」卻是使他們與此一時代大傳統（即古典希臘哲學、猶太神學）斷裂＼不連續的主要原因，而正是這個斷裂＼不連續，造就了他們這些處於後宗徒時代（post-apostolic era）接棒者──例如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殉道於約110年）、羅馬的克雷孟（Clement of Rome）、斯明納的鮑理嘉（Polycarp of Smyrna）、《巴爾納伯書信（Epistle of Barnabas）》作者、《鮑理嘉殉道紀（Martyrdom of Smyrna）》作者等人──被後人視為「宗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的主要原因，他們不僅如呂穆迪神父所說的，他們「上繼宗徒傳授的吾主的遺訓，下啟聖教傳統的源流，是連貫吾主啟示和教會傳統的咽喉」[6]，宗徒教父們更在建立教會宗徒傳統上，挹注了他們個人的創見（innovation）與詮釋典範（paradigm）。

既延續又創新的宗徒教父之一，就是著名的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主教，他遺留的書信中，便大量使用音樂語彙及比喻，來表達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殉道、主教制度、以及耶穌基督的降生奧跡與逾越奧跡，他的許多音樂語彙與比喻文字，既不見於現存正典新約作品中，也不見於其他一世紀的古代基督徒作品中，舉例來說，依納爵之「耶穌基督是世人向天主獻唱的唯一聖歌，而基督徒是這首聖歌中諸多旋律之一」（依納爵《致厄弗所人書》，4.2），便是他獨創的語言，[7] 而依納爵所使用的「唯一聖歌與諸多旋律」更是一個在希臘文上具有雙關性的文字遊戲，因為它同時也具有「一個身體與諸多肢體」的意義。因此，這種語言不僅表達出依納爵對於保祿書信中「耶穌是身體，眾人是肢體」的保祿神學（Pauline theology）新解，也同時藉著音樂語彙，表達出依納爵自己獨特的基督論思想，即：耶穌基督是世人唯一可以向天主父呈獻的讚美之歌，基督徒合一團結才能使大家「藉著基督、協同基督、在基督內」共同詠唱出這首唯一的「聖歌（基督自己）」，並也使天主父認出「在這聖歌中（基督內）的」每一位基督徒（旋律），是基督（聖歌）的一份子。類似依納爵主教的這種音樂語言與神學思想，在許多後來的教父──例如依肋內（Irenaeus of Lyon，約130-202），早期希臘教父──例如亞力山大的克雷孟（Clement of Alexandria，約150-215）、以及亞大納修（Athanasius the Great，約296-373）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不過，鮮有人知，它也成為聖奧思定闡釋聖詠意義時的重要靈感來源之一；而到了20世紀中，依納爵主教的思想再度浮現在《禮儀憲章》論述神聖日課的文字中，成為當代教會表達基督徒禮儀神聖性的音樂語彙。

因此，研究宗徒教父與早期（希臘與拉丁）教父如何在論述基督信仰、教會制度、靈修生活、神祕經驗、神學思想、基督徒合一、宇宙觀與世界觀時，他們如何使用音樂語彙以及與音樂相關的比喻（例如：樂器、合唱團、舞蹈等），是一個極為重要、也極為值得開發的研究領域。它不僅可以加深教父思想研究工作的深度，更由於探討教父使用音樂語彙以闡述關於神聖性，可以使原本教父研究的廣度擴及其他領域，更能使教父研究走出枯燥無味與艱澀深奧的氣氛，為21世紀華人基督徒呈現出一股新且活潑的朝氣──藉由大家在信仰生活中共有的音樂經驗，對早期教父的神學思想可以有一快速且直接的心領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