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兒童在中國：芝罘學校與傳教士子女的戰爭記憶
張勤瑩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位在倫敦的芝罘校友會(Chefoo Schools Association)，於1994年向會友們宣告，隔年將規畫一趟中國行。看似平凡的海外旅遊，實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年的安排。對於當時參與行程的數名芝罘學校校友而言，1945年8月17日，這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日子，不僅是二戰終止的象徵；更是他們脫離拘留營歲月，重拾自由的開端。[1]
回顧當時號稱是「亞洲最大同盟國僑民拘留營」的濰縣拘留營，曾被日軍關押的1500名外僑中，除了知名的奧運健將李愛銳(Eric H. Liddell, 1902-1945)、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 1920-2001)等人，還包括天主教神職人員以及基督教的教育機構：例如，主顧傳教修女會會祖蓋夏姆姆(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1885-1964)也曾身陷其中；還有一群年約六歲至二十歲不等的外僑學生，他們多數是來自新教傳教士家庭的子女，原本是在山東煙台的芝罘學校就學，卻因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一夕間淪為「敵性外僑」(enemy nationals)，改變他們在中國就學的命運。[2]
芝罘學校自十九世紀末葉創立以來，是一所專門招收英美外僑子女的學校。回顧該校創立的背景，與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創始人戴德生(James H. Taylor, 1832-1905)在中國的傳教理念有關。1865年，由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是新教在華發展史上最大的跨宗派差會，亦為二十世紀基督教在亞洲建立的重要差會組織。鑑於兩次英法聯軍之役與《中法天津條約》的簽訂，傳教士取得合法進入內地遊歷傳教的保障後，戴德生積極引領內地會同工，前往內陸省份建立宣教站，也造就了內地會傳教士家庭在中國內陸生活的新局面。
不過，在一個不同文化、種族與信仰的環境中，傳教士父母如何確保自己的子女，既能接受基督信仰的薰陶，又能學習母國文化及傳統？為此，戴德生於1881年創設芝罘學校。爾後，以英式建築為主的芝罘學校歷經多次翻修，不僅兼具現代化設備，更成為二十世紀前期芝罘港口一帶的顯著地標。
該校在中國階段，經歷義和團事變、中華民國建立，以及軍閥割據，但校園生活相對平靜，並不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校內師生於1942年遭日軍迫遷至毓璜頂以及濰縣拘留營，關押達3年之久。二戰結束後，復因國共內戰，導致芝罘學校師生無法回到原址復校，而遷往江西牯嶺。1951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督教政令，師生隨同內地會成員撤離中國。
芝罘學校在中國設校70年的歷史告終，卻也促成部份校友轉往台灣定居，以醫療與教育工作深耕台灣的基督福音。例如，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辦人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之子：蘭大弼醫師(David Landsborough Ⅳ, 1914-2010)；以及身為戴德生家族第三代的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1978)及其家人。1953年遷台後，其在1955年於高雄創立聖光聖經學院；其子戴紹曾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2009)，於1970年在台北創立中華福音神學院。兩代皆是芝罘學校校友。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不斷有校友相偕自海外回到芝罘學校舊址(現今海軍航院轄地)參觀。那些曾經迴流中國的老校友們，心中又是潛藏著怎樣的中國記憶？近年來，僅管有中國的學界及影視單位，開始留意這些西方人在中國的經歷，並透過戰爭與苦難的視角，刻畫他們在日本侵華時期的經歷。然而，這段西方兒童在近代中國就學的歷史，仍有待以多元角度重詮之。以芝罘學校而言，校友對於母校的認同意識及其中國想像，有待進一步深掘之外；透過他們在歐洲、北美、中國與台灣等地的遷徙與生活經驗，讓基督福音與內地會的歷史，具有更多討論的可能性。2015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透過芝罘學校校友對於戰爭記憶的追溯與反省，應有助於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詮釋西方兒童在中國的二戰記憶。
[1] 一行人抵達山東濰坊前，已與當地官方單位取得連繫，經官方單位審查演說內容後，校友柯莉(Estelle Cowley)女士獲准於8月17日發表簡短演說，紀念美軍解放山東濰縣拘留營。Estelle Cowley, “VJ Day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Return Visit to Weihsien Camp (Weifang) 1995 Liberation Day 17th August,” The Chefoo Magazine (1996/1997): 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