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主任／陳方中
「歷史」不是男人的故事his-story，而是知識的一種。知識的本質是追求真理，我們校訓中的第一個字，「真」指的就是這種知識的本質。許多基礎學科都具有這種性質，例如物理、化學或是社會、心理。而歷史的範疇就是「過去的真實」。不真實的歷史就不是歷史。
在東方知識的脈絡中，歷史非常早就成為一種知識。由於漢代以前識字人口有限，也可以說歷史是菁英文化中的一部份。六經中的《春秋》是魯國的歷史，是一種編年體的史書，戰國時期由春秋類史書，發展出寫得更詳細的《左傳》。六經中的《書》經是許多重要的政治性歷史文獻，《詩》經中也有商周民族起源，文字化後的記載。「六經皆史」是清代著名史家章學誠的名言。《春秋》之外，《史記》是中國史學的另一重要源頭。司馬遷在距今約兩千年前寫了一部從黃帝以來的通史，即使是今天來看，我們仍然非常驚訝於司馬遷見解的跨時代性，以及他所撰寫的正確。例如殷商天子的順序，民國初年王國維用殷墟考古挖掘的甲骨文證實了其正確性。他具有見識，在〈遊俠列傳〉中介紹的郭解，是流氓人物的代表。〈貨殖列傳〉可說是最早的經濟史，〈匈奴列傳〉是最早的民族志。從《史記》以後，後代為前代修史、官方修史（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私人撰史或是討論史學概念的作品都出現，且代代相傳。中國文化及其影響的韓、日、越南都重視歷史。因此以文類分別的概念，或許也可稱之為知識分類，所謂「經史子集」中，歷史是一種被分出的傳統專業知識。
在西方文化的脈絡中，雖然有希臘早期的希羅多德或修昔提底斯被稱為歷史之父，或是18世紀有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在19世紀以前，歷史一直不是一個專門知識。歷史在19世紀成為專業名詞後，他是借用了一個已經有的名詞story。專業化以後的西方史學帶有科學主義的樂觀，認為將史料蒐集齊備以後，就可以寫出完全客觀的歷史。使史學完全客觀化，是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史學潮流，中國的歐洲留學生，代表人物傅斯年，回到中國後是推動中央研究院成立的主要推手，他在中研院內成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的研究和語言是分不開的），他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是史語所的工作原則。另一位在美國受實證主義影響的胡適，他也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這兩位影響中國及台灣史學界甚深的學者，看起來是受西方史學潮流影響的，但實際上他們自幼即在傳統的經史子集中浸潤求知，乾嘉時期的考據學統治著經學及史學的研究，他們腦袋中早就裝著這些考證資料的原則與方法，他們是帶著中國文化的底蘊去接受西方這時充滿科學樂觀性史學的。日本史學發展影響台灣有限，但日本史學至今仍有強烈的實證色彩，和台灣及未受中國馬克斯唯物史觀影響的史學類似。
另一種西方史學潮流，否定這種絕對客觀性的存在。對台灣歷史學而言，代表人物是柯靈烏，一位英國學者。他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意思是歷史是在寫歷史的人，美其名曰歷史學者，他們的心中構築而成的。歷史學家是在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不能完全擺脫的當代視角中，去建構歷史的。其次，所有歷史資料都具有主觀性，歷史學者在選擇史料或是詮釋史料時，也都不能避免主觀性的存在。這種思想的極致是後現代史學。極端的後現代史學完全否認歷史的真實性，認為「歷史與小說沒什麼不同，因為都採用類似的文本結構」；或是「作者已死」，「作品在不同的讀者心目中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受過傳統中國史學薰陶的台灣歷史學者，多半不會受到這種極端後現代思想的打擊，因為從史記開始，我們的史學訓練就告訴我們真相有不同的角度，或是史實的難以獲得。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在尋找真實的道路上。」「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只要是我認為真實的，我就不能寫成另外一種歷史。史家最核心的道德就是追求真實。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麼？這個答案可以有很多種，我的答案是「信、望、愛」三德。按照要理問答，「信」指的是全信天主的各端道理。天主各端道理的中心是信經，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望」指的是「盼望」、「渴望」。盼望因天主的仁慈，因耶穌基督的功勞，賜我「恩寵」。這個恩寵並不指向現世生命中的某些好運，而是期盼天上的永福。而在此恩寵中，也期盼天主不斷賜我們力量，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也期盼天主，不停止的寬恕我們所犯的罪過。「愛」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又因為愛天主而愛人如己。保祿的金句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他解釋愛的性質：「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十三1-7）
在信望愛三德中最大的是「愛」。我們第一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將全部的天主教信仰，濃縮為「敬天愛人」四個字。在信、望及愛天主方面，都可說是敬天的層次，也可說是與神學及信仰經驗有關的部份。至於愛人的部份，則會形成一種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也就是于斌校長給輔仁真善美聖校訓中「善」的部份。從信仰的角度說，因為有信仰，所以可以表現出愛人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天主也賜給所有人愛人之心，即使沒有信仰也可以表現出愛人的行為。在明朝末年利瑪竇到中國傳教時，就秉持這種立場。從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中，可以找到與基督信仰中幾乎一樣的倫理表現，孔子說仁者愛人，孟子說性善，所以倫理道德在這一部份，可以說是有基督信仰者與無基督信仰者相通，也可說是彼此認同的部份。在天主教傳入中國及台灣數百年後，現在社會上對基督宗教的觀感，以慈善及仁愛為主，就是這種想法的表現。在輔仁大學亦然，沒有基督信仰的教師、職員工及學生，多半也認同基督信仰的慈善仁愛，也應該認同基督信仰的慈善仁愛。不過講實話，多半的教職員工生僅只於此，對於背後的「因為愛天主而愛人」不是沒有體會，要不就是沒有認同。
在于斌校長的看法，真與善屬於不同的範疇，是互不衝突而互相補充的。在現實教育中確實多半如此，但實際上真與善還是會衝突的。就歷史研究而言，為了現在人群的和諧，要揭露過去人群間的磨擦和傷痕嗎？歷史研究的本質是過去的真實，因此現在人群的和諧並非是歷史學主要關心的，所以答案是：我如果知道事實是如此，我應該就要如此敘述。在我寫教會歷史或教教會歷史時，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經常有人質疑我破壞了某個教會大人物的形象。有時我寫給一些教會刊物的稿件，會被刪除某些內容。對刪除我可以體諒，至少剩下的部份還是真的，只是不完整而已。但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為了教會的好處，這些東西就不要寫吧！但我不寫會有懷著其他觀點或惡意的人會寫，他們寫的或他們說的，其實對教會才有真正的殺傷力。
我最近對信仰中「真實」的追求有一些領悟，我以三位宗徒為例，首先是多默：
2013年復活期第二主日的福音，4月7日：
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別的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絕不信。」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裏，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然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說：「我主！我天主！」耶穌對他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十24-29）
這位多默是十二門徒中的一位，教會的傳統認為他建立了印度的教會，是一位聖人。請問這段聖經，按人性的看法，對多默的描述是正面的或負面的？
第二位是伯多祿。伯多祿這位教會的磐石，教宗都是宗徒伯多祿的繼承人，而教宗是現在教會的元首。在聖經中，伯多祿的形象是什麼？除了衝動、說話不經大腦外，伯多祿的最大過犯是三次不認主。也就是嚴格說來，伯多祿曾經三次背棄了自己的信仰。在若望福音中這樣描述：
那時，西滿伯多祿同另一個門徒跟著耶穌；那門徒是大司祭所認識的，便同耶穌一起進入了大司祭的庭院，伯多祿卻站在門外； 大司祭認識的那個門徒遂出來，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就領伯多祿進去。那看門的侍女對伯多祿說:「你不也是這人的一個門徒嗎？」他說:「我不是。」那時，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著烤火取暖；伯多祿也同他們站在一起，烤火取暖。…（耶穌被大司祭審問）西滿伯多祿仍站著烤火取暖，於是有人向他說：「你不也是他門徒中的一個嗎？」伯多祿否認說:「我不是。 」 有大司祭的一個僕役，是伯多祿削下耳朵的那人的親戚，對他說：「我不是在山園中看見你同他在一起嗎？」伯多祿又否認了，立時雞就叫了。（若十八13-27）
在四部福音中都記載了這個故事，我們教會內有「對觀福音」的一種說法，將瑪竇福音、瑪爾谷福音及路加福音看成是有一定關係的，這三本福音的內容、敘事安排、語言和句子結構皆很相似。但若望福音這一部較晚形成的耶穌事蹟，同樣也記載了伯多祿三次背主的故事，因此對早期基督徒來說，這顯然是信仰中的重要因素。這樣記載的目的，是要呈現什麼形象的伯多祿？
對基督宗教的發展影響最大的宗徒是保祿（本叫掃祿）。略知聖經故事的人都知道，保祿本是一位熟讀經書的法利賽人，將新興起的基督宗教當成是異端。當時發生了一件斯德望事件，教會最初的七位執事之一的斯德望被殺。
掃祿也贊同殺死他。就在那一日，發生了嚴厲迫害耶路撒冷教會的事；除宗徒外，眾人都逃散到猶太和撒瑪黎雅鄉間。虔誠的人共同埋葬了斯德望，也為他大哭了一場。掃祿想摧毀教會，進入各家，連男帶女都拉去，押到監裏。（宗八1-3）
掃祿還是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殺之氣，遂去見大司祭，求他發文書給大馬士革各會堂，凡他搜出的這道門的人，不拘男女，都綁起來，解送到耶路撒冷。（宗九1-2）
就是在大馬士革，保祿被一道光擊倒，瞎而復明，數年以後反而成了基督信仰最有力的宣傳者。我的問題一樣，為什麼在《宗徒大事錄》中，除了告訴我們保祿偉大的福傳外，還清楚記載了早期保祿迫害者的身份？按人性的想法，或許能接受一個皈依的行為，但將這個先前的迫害者塑造成福傳的第一把交椅，是什麼樣的想法？
以這三位宗徒為例，他們的「不良事蹟」都保存在聖經中。聖經正典的形成在二世紀到四世紀之間，首先是福音書的作者，為何記載了這些不良事蹟？其次是在各種福音的一次次抄寫中，為何這些不良事蹟被保留下來？最後是在新約正典的選擇及淘汰中，這些充斥著不良事蹟的福音書，為何被視為正典？答案其實很簡單，這些真實的不良事蹟，正是信仰內涵的一部份。
我個人的信仰經驗—信仰是愛與罪的對話，是我自己的罪與基督的愛的對話。沒有基督的愛，也就是祂的救贖，我不可能消除我的罪。其次，在不願承認自己的罪，或是不能體察自己的罪的時候，我是不可能真正愛人的。因為愛是寬恕，寬恕要先從體察自己與人溝通的狀態做起，如果都一直覺得對方有錯，對方也覺得你有錯，那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寬恕呢？這個信仰經驗對我很寶貴，但卻是基督信仰中的老生常談。對初期教會的信徒來說，他們對罪與愛關係的體驗可能還更深刻些。承認自己的罪是接受天主的愛的前提，你越往內在探索，越能發現自己罪孼深重，所以每個人都是罪人，由此更能體會天主恩寵的重要性。所以，有什麼是不能在天主或教會前承認的？
這種體會似乎像是天主的啟示，給我一種莫大的安慰。基督信仰不只是「善」，沒有以「真」做為基礎的善，就不是完全的善。在真的範圍，光榮的事蹟無不可為人言者，平常之事可說亦可不說，因此不真的現象，正是因為不願面對或承認自己的罪過，這是聖經給我們的莫大啟示。在教會歷史上，所謂的聖人都是一些真實面對自己罪過的人。例如奧思定寫了《懺悔錄》，從依納爵的傳記我們知道他多麼強烈的體會自己的罪。這個基督信仰的教會，能有兩千年的歷史，正是因為教會不斷的面對自己的罪過，然後不斷更新。
在這樣的沉思默想中，我更整合了我的學術與信仰，也可以更堅定的回答一些人的質疑。對那些要顧全顏面的人，我要說：只有真實的歷史才是對教會有益的歷史，任何掩飾或迴護，不僅是無用的，也是不合信仰的。
有一位基督教的學生曾經問我，我們的信仰不會和我們歷史追求的真不合嗎？我的回答是：怎麼會不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