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祥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紐曼樞機主教（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其深刻的神學與教育思想影響天主教哲學與大學教育至鉅；紐曼生於英國倫敦，原本的信仰屬於英國國教派（即聖公會），但隨著其越來越相信基督宗教的正統應回歸至羅馬天主教，因而逐漸與原來教會疏離。其後更由於19世紀英國興起了高等教育的本質論辯，紐曼力抗世俗化與自由主義的教育潮流而掀起所謂的「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以此為基礎，紐曼提倡宗教與神學在大學教育存在的必要性，而這樣的基本立場也構成紐曼思想的主要旋律。幾經轉折，紐曼終於在1845年改宗羅馬天主教，並在1879年破天荒也晉升為樞機主教。
對紐曼來說大學是一個教授普遍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場所。所謂的普遍知識，就紐曼而言，文學、科學或技藝的知識固然為知識，但宗教與神學更是普遍知識構成的重要成份，甚至是主要的成份，因此怎麼能被排除在外呢？當今的學術各個科目之間固然具有專門化與分枝的傾向，但就其實質內涵言，彼此間的互動與關係又怎能孤立的思考？紐曼認為，大學教育的宗旨既是培養整全的人格，就無法不將宗教信仰或神學視為知識的核心，首先知識除了自然的知識外，還有超自然的知識，故不只不應排除宗教與神學，而更應當以此為培育人才的最重要面向；反過來說，如果以學術真理或自由為名而視宗教與神學為某種意識型態，恐怕才會是走向真理的對立面，因為他們所忽略的是一種從絕對的智慧眼光之下的視野。
其次，紐曼認為大學除了教授學問外，更應該是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場域。他主張大學教育如果少了信仰的面向，而只是傳授知識，就可能造就最危險的思想或最嚴謹的惡行而不自知。因為缺少了宗教的陶成，則道德也將無法達成，在大學教育中，即便學到的知識能提升學生的品味與心靈，也因此使之反對罪惡或不公不義，但紐曼提醒我們，更要擔心的是，這些看起來像是道德或良心的心智，其實只是一種生活的「品味」，他們只是會把良心（conscience）當成自尊（self-respect），所以當他們做錯事時並不會感到後悔，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沒有自覺，儘管表面上仍維持高尚的外表，努力地持守自己的職責，但由於他們做錯事時並不會感到後悔，卻是感到自責，所以將會自己看成是「笨蛋」（因為「被捉到了」）而不是一個有限的罪人。吾人以為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觀察，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許多大學所教授出來的「高級知識份子」不也正是如此：唸法律者常最不守法、科學家常不懂得謙卑、而科技的天才常是文化上的侏儒；最後，各式各樣造成最大傷害之罪惡之所以被稱為「智慧型犯罪」，不就是因為他們皆受過高等的教育，才擁有如此犯罪「智慧」嗎？
當然，作為實用與促進生命品質的知識在大學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將知識的追求本身做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紐曼顯得更為重要，否則知識如何能滿足人類求知欲的種種面向。尤其重要的是，哲學的知識也不可以被忽視，因為哲學在每一學科中皆具有基礎性與普遍性證成並與扮演著將其他片面或個別的學科連繫起來的角色，故其重要性更不言可喻。而最後，當哲學的追求走到了底，也一定會發現其智慧的有窮，因為最終的實在並不在於人類理性的智慧，而在於至高者——也就是天主——無窮的知識與智慧，他說：當你在引介那一些你所擁有的知識的題材時，承認一位天主的存在，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含攝、收攏一切的事實、並能吸收其他所有可信的事實，我們怎麼鑽研各種知識等級的每個部分，卻止步瞭解貫穿這些知識等級的那些呢？所有真實的原理都因其而運行、所有的現象都會滙聚於衪，其就是真正的最初與最終。（見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p.19）
紐曼樞機不愧是一位偉大的神學家與教育家，其教育理念影響了世界上主要的天主教大學，不只可謂當代天主教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同時更是將基督福音與學術真理結合起來，最富邏輯與敘事力道的最佳代言人。
